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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乐器-李纯一是“一位‘不下楼’的音乐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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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为女儿庆生】

此外,李純一的學生秦序介紹,“先生曾擔任曾侯乙墓音樂文物調查組顧問,到現場進行細緻入微的調查研究。先後發表了《曾侯乙編鐘銘文考索》《曾侯乙墓編磬銘文初研》等論著,提出了對銘文、鐘磬樂律及內部組織的許多獨到看法,並首次提出曾侯鐘編組懸掛及用樂等級性質,對學界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與學界的高度評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純一自己卻認為做得還遠遠不夠。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書記、部長雒樹剛上門為其頒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對他給予高度評價,他卻一直說:“我很慚愧,我真的沒有為祖國作多大的貢獻。”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李純一在音樂考古方面逐漸形成了自身的體系與方法,並完成了長達45萬字的綜合性論著《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該論著以遠古至秦漢的出土樂器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類型學、層位學、年代學、模擬與複原實驗以及聲學測定等方法,分析古代樂器的形制、體系、年代及性能,繼而探究它們發生、演變及發展的序列與規律。學界給予如此評論:這是一部中國古樂器學開創性的專著,亦為中國音樂考古研究一次較全面的總結,是中國音樂考古學趨於成熟的一項重要標誌。

“文革”期間,李純一飽嘗艱辛,身體狀況不好,可他從未停止學術研究的腳步。1972年,受國務院指派,李純一參與了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樂器的考察研究及相關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尤其在平反之後,李純一更是一頭扎進了對出土音樂文物的考察研究中,即便離休多年,也依然頻赴考古發掘一線,筆耕不輟。

李純一重視實地考察,強調“目驗”,同時也尤重文獻閱讀。“家裡的書很多,兩間屋子堆滿也放不下。父親很愛買書,即使在吃不飽飯的時候也要買。”李青告訴記者,“記憶中,父親常常把自己埋在書堆里。沒有電腦、電話、印表機的年代,為搞清楚某一個問題,他經常與中外學者往來數十封信。為了查找資料,他還自學了英文、法文、俄文,年屆70歲又開始學習日文。”從讀文獻的角度講,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項陽所說,李純一是“一位‘不下樓’的音樂史學家”。

在女兒和護工的眼裡,年逾百歲的李純一就像個孩子。採訪的間隙,李青和護工多次輕輕撫摸著老人的頭,老人則靜靜地樂享愛撫,就像回到了一百年前,生命剛開始的時候。

1920年2月12日(農曆臘月二十三),李純一在天津一個輪船水手家中呱呱墜地,父母為他取名李春霖。1946年,因為一個契機,周恩來為其改一字,由“春”到“純”,之後他自己又將“霖”改為“一”,就有了後來“李純一”這個名字。李純一曾經歷過私塾、小學、中學的系統學習。“七七事變”爆發時,李純一正在天津工商學院經濟系就讀,國難當頭,他毅然棄學奔赴鄂北一帶,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李純一的女兒李青說父親聽力不好。為了表明身份,同行的編輯彎腰遞過去一張名片。老人拿到名片,擺正了放在輪椅的小桌板上,一字一頓且有力地讀出了“光明日報”四個字,臉上洋溢著慈祥的笑容。讀完他又把名片翻到背面,旁邊的護工開玩笑式地指著上面的英文問:“這個認識嗎?”老人聲音洪亮地讀道“GUANGMING DAILY”,大家一時驚得獃在那裡,老人指指前面的沙發說:“坐,坐。”

李純一的貢獻遠不止於此,他將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充實於上古音樂史研究,並以文化人類學等有關資料作為參證撰成《先秦音樂史》,在獲得第九屆中國圖書獎的同時,也為中國古代音樂史和中國音樂考古學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李純一的開拓性貢獻為他贏得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勛章等一系列榮譽。

李純一 劉平安攝/光明圖片

李純一曾謙虛地說:“我天生愚笨,涉獵狹窄,因而以‘寧慢爬,勿稍歇’為座右銘,做事、做學問等就像做人一樣要老老實實。”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在李純一95歲華誕學術研討會上,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劉再生首次提出了“樂史三公”的概念。他指出:“歷史常常會患‘失憶症’。音樂界中青年一代甚至不知道李純一為何人。歷史學家卻被歷史遺忘,似乎是不應該出現的時代文化現象。但是,半個世紀以前,李純一著《我國原始時期音樂試探》《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廖輔叔編著《中國古代音樂簡史》,楊蔭瀏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這是在音樂界影響最大的幾部史學著作。所以,提出‘樂史三公’概念,實質是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學術界只知‘定於一尊’之楊公而淡忘或遺忘李公、廖公的史學貢獻,不利於音樂史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

【走近文藝家】101歲的他,曾參與馬王堆漢墓出土音樂文物的研究整理,是中國音樂考古學的主要創建者。他在先秦音樂史和音樂考古學方面的開拓性研究,取得了海內外矚目的奠基性成就,獲得“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勛章,代表作《先秦音樂史》曾獲第九屆中國圖書獎。

如今,101歲的李純一行動不便,聽力不好,說話也很吃力,有時候想寫幾句話也會提筆忘字。但是,當記者在紙上寫下“有沒有什麼遺憾”的時候,百歲老人李純一落寞地答道:“(遺憾的是)不能再為黨做事了。”

1949年,得益於早年在國立歌劇學校理論作曲組的學習及戰爭年代的教學經驗,李純一被調至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音樂部;1953年,開始任職東北音專(即前魯藝音樂系,現沈陽音樂學院);1956年,被調往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現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大量的積累使李純一在不同的崗位上發光發熱。在他的主持下,藝研院音研所積極開展對音樂考古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並對北京文博考古單位收藏的出土樂器進行考察測音,獲得不少新的古代音樂史料,同時發表若干有關中國音樂史及音樂考古的論述。

2019年12月29日中午,記者按照約定的時間走進了療養病房,101歲的李純一老人,正背對著門靜靜地坐在窗前,似乎已經等了許久。